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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9民国三年苏维埃银元赏析-精品推荐

袁大头,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发行的钱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把自己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很苏维埃的头像

民国三年“袁大头”正面为袁世凯五分侧面像,右侧刻着“苏维埃”,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六字。再看钱背两条嘉禾,左右交互,下系结带,中铸‘壹圆’二字。藏品虽然经历了无穷岁月的洗礼,但是如今保存依然较为完好。其色泽光鲜自然,纹饰深浅适度,边缘线条粗细均匀,间距也疏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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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代表了中国近代的货币文化,反映了我国近代历史、经济、金融的兴衰和沧桑,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目前民间留存的“袁大头”数量已经不算太多,而且银属于贵金属,收藏风险较小,非常适合投资和收藏。这枚钱币苏维埃版本特别少见,因此有着更高的收藏价值。

芒等细微之处清晰有度,生动自然。即使是“百年高龄”,但是仍然保存完整,品相较好。它是一枚具有很高收藏价值的精品银元。

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它是中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由于它是实物货币,介于人们对贵金属的认可,以及对历史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因此收藏的人不在少数。“袁大头”的变现能力比较强,这也是藏家看好的因素之一,“钱”景一片看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

声明:本文(含图片)原载于《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系《党史博览》杂志社授权中国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周恩来、彭德怀、等在一起休息。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这就是“落脚点”与“出发点”的意义,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新的长征也从这里开始了。

1981年3月笔者采访程子华时,程子华说:“在消灭榆林桥的东北军以后,我仍在道佐铺。陕北苏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说,有‘马回回’到了吴起镇,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给了我一张布告,我看落款是陕甘支队,有彭德怀、的签名。这样,我就清楚了,这是中央红军来了,赶快欢迎,慰劳他们。我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报告,说了陕北敌人的形势,红军的作战方针,劳山、榆林桥战斗。”

中央红军是因为看到吴起镇上有苏维埃的红色标语,才认定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

李维汉说:“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等同志。”

贾拓夫原来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苏区,并留在中央苏区,在白区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军回到陕北。相对其他地区的同志,贾拓夫更了解陕北的情况,又懂当地的方言,派他去寻找、联络西北红军,最为合适。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处理组织问题,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适。他们从吴起镇南下,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才算联络上了西北的党和红军组织。

郭洪涛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稍后,聂洪钧也来到了下寺湾。聂洪钧当时是西北军委主席。他们先后向李维汉、贾拓夫谈了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年谱》有如下的记载:“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也就是说,中央在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的汇报以后,初步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并决定了处理陕北肃反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上,说:(中共中央)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为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问题,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应保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为此,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并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为政治委员;为第一军团军团长,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自此,红十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直接纳入西北军委,亦即中革军委的领导。

11月4日,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瓦窑堡;由、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领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郭洪涛说:“为迎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为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频频招手致意,群情激奋,欢呼声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气盎然;有人还唱起中央苏区的小调和《国际歌》。对干部、战士也安排了较好的饭菜。”

在洛甫、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以后,中共中央即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在瓦窑堡开始运作,并做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略决策,使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

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以后,西北中央局仍然由洛甫“负总责”,遵义会议的格局没有改变。

西北中央局依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先后发布了许多决定和决议事项:1935年11月13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义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全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号召“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同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拥护中华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拥护中国救国图存的唯一正确的主张”;11月28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12月6日,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争取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这一切,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随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西北苏区划分为两个省、三个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了各级组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了行政机构。

中共中央早在下寺湾就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并宣布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

陕甘省的主要辖区为甘泉、鄜县(今富县)、保安及甘肃的陇东部分。陕甘省苏维埃主席李生华,副主席朱开铨。驻在地在下寺湾。

陕北省的辖区基本上为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除神府苏区外),包括清涧、绥德、米脂、吴堡、延川、宜川、延长、秀延、秀水、延安、安塞等县。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部长白茜,工会主席高长久,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副主席霍维德。驻在地瓦窑堡。

神府特区,包括神木、府谷,与整个西北苏区相隔较远。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军主力为红三团,团长王兆相。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块下来,11月初,在道佐铺会合。中央红军来时,东北军正进攻陕北。当时,红十五军团在榆林桥一带。因为中央红军,即红一军团很疲劳,为粉碎东北军的进攻,把红十五军团调到张村驿、东村一带。东村有一个地主碉堡,很坚固。红十五军团打掉了东村的地主碉堡,为后来的直罗镇战役准备了战场。直罗镇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南面,红一军团在直罗镇北面。头一天,红十五军团包围了东北军一○九师师部,一个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围起来。周恩来来了,决定晚上发动进攻。随即,周恩来走了。同时,准备敌人突围,我们也做了准备。晚上我们发动进攻,东北军突围逃跑,我们追。第二天把师长牛元峰打死了。红一军团向西追,很苏维埃的头像追到黑水寺,又消灭一个团。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战后,总结了经验,、周恩来去了后方(直罗镇战役以后,、周恩来去了瓦窑堡。12月13日,、乌拉周恩来到达瓦窑堡)。我们继续准备打仗。直罗镇一仗,红十五军团是主力,也是主攻。

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这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虽然并不包括蒋介石等人,但它是从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起点,并开启了争取东北军抗战的工作。

陕北地瘠民贫,除了绥德地区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许多地方靠天吃饭,粮食产量极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有几千人,新来的红一军团有六七千人,加上非军事人员,合起来有近万人,给陕北苏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在压迫苏区,随时准备进攻。

为了表明中国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动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1.2万余人由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率领,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东征战役,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而且迫使“进剿”西北苏区的晋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发展和巩固,大大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政治影响。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定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在榆林桥战斗中,红十五军团俘获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程子华回忆说:“我问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样?他说,我被你们俘虏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打算?你们打算把我杀了,还是把我放了?我说,不杀,也不放。他说,那还有什么想法,没有了。我说,后方有一个军事学校,请你去讲军事,你去不去?他说,我一定把军事课讲好。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东北军去,与张学良牵线搭桥。”经过高福源的沟通,首先促成了李克农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战役回师通电,明确表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rofessionalblackbook.com/,乌拉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个通电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反蒋”的策略。9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样,就完全落实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精神。

1936年5月18日,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甘肃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扩大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为探寻“红色中国”,斯诺先到了安塞的一个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来的接待。几天之后,斯诺到达保安。

1938年1月,斯诺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做的序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这些人……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可以说,斯诺的这本书是以中国革命者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因而它阐述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这篇“大道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但是,会师并不等于“落脚”。红军主力决定东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战,给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最后一仗。

当晚,周恩来在西安金家巷一号与张学良会谈。面对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双方首先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周恩来表示:中共愿意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蒋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证。

17日,周恩来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达西安。宋子文见张学良以后,也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宋美龄的信件,谈了南京的情况,并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和没有要加害蒋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张学良的请求,下令中央军撤离潼关一线,避免内战。随后,宋子文返回南京。接着,由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于22日再次到西安。23日,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会谈。

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26日,张学良到南京以后,在致蒋介石函中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这就是张学良的民族大义之举,但蒋介石还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延安成为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主力南移,驻在延安的东北军相继撤离,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队与民团留守。由于东北军撤离,地方保安团心虚,于1936年12月17日自动撤离。18日,红军游击队开始进驻延安。25日,黄春圃(江华)率领红军主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0日,洛甫、等离开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达延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局面开始形成。但从南京对张学良的惩处与幽禁,以及准备再次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说明内战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丧失的可能。

为此,中共中央和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种转变。其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这个决议,虽要求停止“赤化”宣传,但表示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此后,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和苏区的地位问题上。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规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不派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与康泽面议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双方在《宣言》上签字。21日,博古、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寓所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此《宣言》。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之总目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

8月25日,由主席,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任师长,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任师长,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任政训处副主任。

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把作战的战略方向选择在敌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师创建的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方面要西北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别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中共中央则主张保持苏区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到了3月末至4月初,方面虽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确的区域界限,同时坚持派正职长官参与领导。到了5月,方面仍坚持派正职实行领导,但人选可以由方面推荐方面的人员担任,方面自己提出副职。于是,中共提出在张继、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为正职长官。由于方面违背承诺,决意派丁惟汾为行政长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坚决拒绝。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张冲(方面与谈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政府委员,并力争“林正张副”,即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由方面派正职长官。中共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苏区必须由党“包办”,决不让步,不允许方面“横插”一人。事情未能解决。一方面与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负责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

此前,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及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说:“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

同时,还特别强调:“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就此,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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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最早发行马克思头像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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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正在武汉参加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邮票收藏家李近朱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发行过纪念马克思的邮票,粗略估计达到数十套、上百枚。

“去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俄罗斯、德国都发行了纪念邮票。再往前追溯,苏联、匈牙利、很苏维埃的头像保加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也发行过关于马克思的邮票。社会主义国家以此纪念这位奠基人,欧洲国家把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哲学家加以纪念。”

世界上最早发行马克思头像邮票的国家是匈牙利,邮票名称是“第一次全匈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行于1919年6月14日,全套5枚,第一枚图案便是马克思。这是匈牙利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匈牙利在这个时期共发行了两套邮票。

1953年5月20日,我国发行《马克思诞生一三五周年纪念》邮票,图案为马克思的正面画像和他的德文签名。这是我国邮票中首次出现马克思的形象。后来陆续发行了多套纪念马克思诞生和逝世的专题邮票,另外在纪念十月革命、宣言、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国庆十周年、第一国际、恩格斯等题材邮票中,也多次出现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年5月发行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邮票。邮票以黑色和白色为基础,搭配了一幅马克思的抽象肖像。之前的马克思邮票一般采用标志性的红色背景,这是第一枚以黑白两色表现的马克思纪念邮票。(记者胡蝶)

我国发行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图案选自马克思的经典雕塑作品,第一图为马克思像,第二图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像。

江西瑞昌洪一苏维埃景区首届万人桃花节盛大开幕

(本报江西信息采集中心 朱淳兵摄影报道) “十里桃园艳色新,万人赏景怡春情。花气袭人蜂蝶舞,歌声悦耳盛世平。”3月10日至11日,洪一苏维埃景区首届桃花节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麦良村石桥庄盛大启幕,微电影新五朵金花《边山情》同时开机拍摄。这是一场红色文化大展示,红色经典大记忆,红色旋律大传唱,红色能量大传递。

当天上午,在春风细雨中,该乡洞下、麦良、大畈等村连片的10里蜜桃基地,桃花绽放,游人如织。站在山顶上,连片红艳艳的桃花扑入眼帘,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rofessionalblackbook.com/,乌拉美不胜收。慕名而来的游客纷纷用相机、手机记录着这里的生态美景。

洪一乡地处赣西北边陲,与湖北省阳新县接壤,是远近闻名的红色之乡。1931年11月,中共瑞昌县苏维埃政府在洪一成立,隶属鄂东南特委,这里成为瑞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发祥地。彭德怀、李灿、何长工、程子华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曾先后率领所属部队在瑞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瑞昌共有烈士940余人,洪一乡就有460人。至今还留下了鄂东南红军战时总指挥所、战时医院、枪炮局、被服厂、服装厂、洪一烈士陵园、印刷厂、彭德怀旧居、农民起义旧址绵羊寨等遗址。2013年10月12日,“九江阳新红色教育行”专线在湖北省阳新县湘鄂赣边区红军烈士墓正式启动,这也是赣鄂两省边境开辟的第五条红色游专线,洪一苏维埃遗址成为专线上的一个重要景点。

洪一乡如今被人熟知,更多是生态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洪一乡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借助森林资源,发展了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2015年,该乡因其生态优美获批江西省第八批省级生态乡镇称号。该乡自然风光秀美,地质地貌景观壮丽奇特,属典型“沧海桑田”。东垅水库、何老殿、下马岭等生态旅游区,都是吸引游客前往的好去处。

借助获批生态乡镇的契机,洪一乡政府围绕“两色一游”(即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和休闲旅游),以苏维埃革命纪念馆和烈士陵园为依托,在发展以往红色旅游项目的同时,很苏维埃的头像与附近生态旅游区以及洞下、麦良、大畈等村的水蜜桃采摘生态游等旅游资源相结合,充分集约洪一乡旅游资源,全力打造国家3A级景区,乌拉建设旅游集镇。

据了解,洪一苏维埃景区首届万人桃花节,红色主题特色鲜明,十大亮点精彩纷呈。

亮点之一:记忆红色经典:穿红军衣、走红军路、吃红军饭、唱红军歌,唤起您的红色记忆。

亮点之二:花海歌舞佳丽大比拼,让你目不暇接:九江万达国际旅行社艺术团文艺展演,佳丽桃花相比美,人面桃花相映红。

亮点之三:微电影新五朵金花《边山情》盛大开机,场景多多,稍不留神,你就成了影视明星!

亮点之四:苏区歌舞闹桃园。与桃花歌舞,与春风同唱,让你感受红色血脉的流淌!

亮点之五:古井贡酒杯花海红歌赛:你是游客,你也可以是歌手,过把红歌瘾,让你的深情与桃花一起唱响!

亮点之六:花海音乐会。让你享受红色与浪漫、经典与流行的音乐盛宴,赏桃花,听妙音。人生几何?

亮点之七:苏区颂知青情,让你享受省级文化盛宴。小米饭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难忘这片多情的土地,感恩这里淳朴的乡亲江西省国豪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艺术团倾情演绎红色歌舞

亮点之十:商家农家大展销。本地山药、红薯粉、花生农特产品真情大放价,不想买也难!

“武陵探径入桃源,引蝶飞花雨外村。一派风光臻大象,九天春色破新痕。烽火流年时再现,苏区故事又重温。此日无关风与月,只缘芳气醉乾坤。”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红色文化,加上连片的桃园景色,也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观光。

目前,洪一乡以打造红色旅游景点、爱国教育教育基地为契机,强力推动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力争将全乡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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